从为生殖到为快乐：更开放的性态度与更保守的男性

时间：2022-10-21 来源：浏览：次

　　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曾在《性之变》中总结中国性文化的几次转变：在80年代之前，性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，甚至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“文革”中一度出现了“无性文化”，强化“生殖目的论”并随之发生人口爆炸。

　　第一次性革命挑战的正是“无性的秩序”——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，让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在国家层面被打破，推动了人们对性的快乐追求，1980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也开始规定夫妻可以因感情问题提出离婚，“感情”便包括了性生活不和谐因素。

　　第二次性革命发生在90年代，重点是“性的去秩序化”，文化与制度开始逐步接受“非婚性行为”。比如1997年《刑法》取消流氓罪，2001年《婚姻法》将“非法同居”改为“非婚同居”，“非婚性行为”从贬义变成中性，“一夜情”现象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

　　医疗资讯网了解到潘绥铭在《性之变》中总结了百年时间里中国性文化的变迁。20世纪之前，人们以生殖为性道德的标准，认为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；20世纪中期，婚姻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，婚前与婚外的性被视为不道德；80年代后，爱情成为了新的判断标准：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；到了21世纪，性的最高标准则变成了快乐、愉悦和生理享受。

　　“快乐的性”挑战了五四后占据主导的“浪漫爱情主宰”与“性的纯情化”，性与爱逐渐松绑，浪漫爱不再成为性行为的前提。本次“中国人私生活调查”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趋势：在70后和80后女性中，更多人把性看作表达感情的载体，只有20%的人认为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，而95后女性更倾向于将性与爱分开看待，30%以上的人都认同性是为了追求生理愉悦感，选择性对象的目的可以只是出于欲望满足，不一定是为了结婚和恋爱。

　　调查参与者之一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认为，互联网对性爱剥离观念的流行有着重要作用，交友软件的普及使得网络性行为和线上寻找性伴侣等活动大幅增加，“约炮”成为流行词，也发展为日益广泛的实践。健康网了解到在男性群体中，进行网络勾搭的比例在198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最高，三分之一的人有过此类经历；在女性群体中则表现为，年龄越小，使用在线约会的人数越多。

　　从两性线上寻找性伴侣的比例差距中，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，年轻一代的女性正在逐渐主动追求性快感。调查显示，80后人群中，线上寻找性伴侣的男性与女性比例分别是33.7%和11%，而到了95后，比例则变成了19%与17%，两性之间的比例差距缩得很小。於嘉认为，这一数据变化说明了更多年轻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平等的性关系。

　　与之相应的是，女性的性生活满意程度在年轻群体中有所上升。报告显示，90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有15%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不满意，而在90后群体中，这一比例降至8.4%。有意思的是，问卷还设置了一个关于伴侣取悦的问题——“为了使对方满意，你会不会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？”结果显示，相比70后和80后，90后女性假装性高潮的比例明显下降。种种数据都显示出，在性关系中，女性正在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，於嘉说，“（女性）会寻找其中的快乐度和满意度，而不仅是服务男性的一个角色。”

　　“性的平等主义态度”也能展露出新一代女性的变化。调查对平等主义的定义包括：是否认可女性在性上主动/女性应该享受性/男性应该帮助女性享受性（women can be initiative / women should enjoy / men should help women enjoy)。随着年龄组减小，女性的平等意识呈现出单调增加趋势。与之相反的是，男性显现出保守化的倾向——80年代出生的男性群体平等意识达到巅峰，90后出现了下降，有越来越多人对女性在性生活里的主动与享受持保留态度。这一结果结合性生活满意程度的两性对比，则显得意味深长：报告显示，男性的性幸福感、性生活的身心满足感和性高潮频率均高于女性，女性在性健康方面仍落后于男性，性愉悦感始终更低。

　　的确有相关社会学研究表明，中国男女之间的性别意识差距正在逐步扩大，年轻男性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保守回弹，即便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意识已显示出进步倾向，但在家庭领域内，两性开始出现更大分歧。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Paula England曾提出“不均衡的性别革命”（uneven gender revolution）概念，她发现，性别平等的变化在不同领域和人群中是不均衡的，比如工作领域常比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步伐更快，大多数人都支持女性进入职场，但却难以接受女性拒绝承担妻职与母职。这项研究也发现中国正存在着“不均衡的性别革命”，男性在私领域的性别意识逐步滞后于女性，而这很可能会阻碍公共领域平等的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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